众所周知，清末仿行宪政，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民间学者，最初谈立宪实际指的是君主立宪。

国家是由我们每个公民所组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改造自己就是在改造中国。西方政制在我国并没有其相当的政治习惯，全然为无根之物。

所以要推行宪政，在政府及社会方面特别要有一批领导分子以身作则，引起一般人的重视与信仰，而在生活行动上造成一种合乎宪法精神的习惯。{3}文化具有自觉性，它渗透在人们的血液里，人们心甘情愿、自觉不自觉地依它行事，而不需要国家机器等外部力量来强制履行。1931年当时中华民国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30条再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三）既要充分认识到宪法文化形成的长期性，又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文化形成的缓慢性以及一旦形成之后的稳定性特征告诉我们，宪法文化的培育与形成不是一日之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对此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能急于求成，要作长远打算。众所周知，英国没有成典宪法，美国的宪法文本也不是那么完善，但它们是世界公认的宪政国家，值得我们思考。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法律虽不完美，只要有适当的知法的人去解释运用它，使它合理化，仍旧可以在实际政治或生活上发生良好的作用。当地有关公权力部门居然利用职权以多种形式压迫律师与侦查部门配合，与检控方站在一起，宪法所赋予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遭受打压。

那么，为什么英美等国实现了宪政呢？主要原因是在英美等国，大家并没有把宪法形式的好坏与内容的繁简看得太重，而能够将大部分的精力用到如何使宪法的抽象原则在实际政治上发生作用，即如何使‘死宪法变成‘活宪法的问题上面去。……我们要把宪法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所以，我们每个公民都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每时每刻都尽可能按照宪法的精神去生活和工作，养成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风气和习惯，成为一个真心诚意信仰宪法、身体力行实施宪法的宪法人{16}。{15}在宪法文化的培育过程中，国家机关和政党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养成在一切工作和生活中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风气和习惯，这既是宪法文化培育的重点，也是宪法全面有效实施的关键。

显然，大力培育宪法文化，推进宪法的实施，理应成为目前和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及宪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如杨兆龙先生所指出的，这种笃信力行宪法本身的规定或原则的风气即宪法生命素的培养，虽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然而决非不能成为事实。

[5]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更何况，宪法解释比宪法修改更有利于宪法的实施。《常识》一书还为《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们发现在《独立宣言》中强调的那些民主原则早已为《常识》以更酣畅淋漓的语调阐述过，《独立宣言》的作者也曾坦率承认他引用过《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5}。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宪法之所以能够得以充分实施从而实现宪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有社会普通存在的宪法文化基础，甚至在宪法制定之前就有了 宪法文化。

十亿人民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观念和习惯，同违反和破坏宪法的行为进行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常识》流传之广，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尽管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不仅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宪法与宪政的问题，而且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宪法的实施，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民主、自由、法治、依法治国、宪法法律至上等这些与宪法文化密切相关的概念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性的讲话用语，不时出现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之中，有的已成为宪法的明文规定，同时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开始关注宪法乃至应用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仍未成为广大公民的普遍观念，强调主权在民、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宪法至上的宪法文化尚未在全社会形成，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由此我国宪法的实施状况仍不容乐观。

到了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时代，作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即1928年的《训政纲领》竟在第1条和第2条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可以说，宪法文化是一部良好宪法产生的重要条件，更是宪法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

文化具有稳定性，它是经过长期的心理积淀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一旦形成，便不容易改变。《联合国宪章》的中译者、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国际著名的法学家杨兆龙先生（1904-1979）早在1944年发表的《宪政之道》一文中就强调实现宪政的关键不是死宪法（即宪法文本）的制定，而是活宪法（即尊宪行宪的风气和习惯，他称之为宪法生命素[4]）的培养，他指出：宪政的重心，不在宪法的本身，而在使宪法原则发生实际作用的方法。

参见夏新华、胡旭晟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让历史告诉未来--近代中国宪政得失之评说，第14页。我们务必要进一步重视宪法文化的作用及其培养。正如梁漱溟先生早在1944年所发表的《谈中国宪政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一种政治制度不寄于宪法条文上，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在孙中山和国民党方面，也不例外。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宪法文化影响着立宪的内容，决定着行宪的结果。

比如，在1912年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因总统人选将由孙中山变动为袁世凯就匆忙把原来设置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明显因人设法。像英国的宪政，更是习惯之产物。

每个公民都应当而且可以为中国宪法文化的形成做出贡献。当地法院审判打黑案件时，千方百计搞不公开或半公开审判，使宪法、法律关于公开审判的规定形同虚设。

如果说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就是个必然了{9}。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宪法未能得到很好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宪法文化的缺位。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宪法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宪法命运{4}。可见，宪法文化是保证宪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宪法的实施需要以宪法文化为基础，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宪法的真心喜爱、信仰和拥护，没有形成一种广泛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宪法文化，宪法就没有生命力，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1}无疑，宪法的实施，特别是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是法治国家建成的标志。

反之，如果不能养成一种重法的风气，则虽有完善的法律，亦等于零。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上官丕亮（1967-），男，江西赣县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宪法应用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宪法学研究。

一家英国报纸惊叹道：《常识》无人不读。为此，本文拟就宪法实施的文化基础作一番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宪法文化的培养比修宪更重要。而美国的宪法虽然是成文的，但就内容及立法技术而论，也不及其他国家的宪法。

‘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成了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思考、探求的最为执拗的一种文化性格。[4]宪法生命素一词是杨兆龙先生提出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北美人民普遍地拥有了独立、自由、民主、共和、人权、法治的常识并形成了文化，有这些今天称之为宪法文化的文化作为基础和支撑，所以美国能够产生被马克思称之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和世界上第一部成典宪法，所以美国宪法在制定后能够得到充分实施，进而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宪制国家。君不见，辛亥革命后，早已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授意暗杀力图以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而后又不顾《临时约法》而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下令解散国会、扼杀《天坛宪草》，乃至废止《临时约法》、复辟称帝，等等。

韩大元教授指出：从宪政发展的经验看，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经过宪法修改才能弥合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缝隙，宪法解释是基本的途径之一。[3]有学者认为，这种因人设法的随意性的做法，在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上实则是起了一个先例明示作用：根据当权者的需要而随意制定、修改或废除宪法。

弄到后来，宪法竟成了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粉饰与装潢。如果不是大家关心其切身利害问题，时时监督公事之进行，则大权立即为少数人所窃取。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我国现行宪法，从1982年公布施行以来，已经超过30个年头了。